【遴选推荐 | 贵州省这位“北大”市长的讲话又火了……】小军师遴选笔试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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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现任六盘水市市长李刚在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形势政策报告：一种主义两条道路——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的原因，观点鲜明，内容翔实，论证充分，对于文友起草相关党课材料有所帮助。

作者简介

1．超级学霸。他于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取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科学霸。通过多年的文科知识学习和历史理论研究，他积淀了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文字磨砺。他毕业后，直接进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工作。2000年开始，先后担任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副处长、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厅主任等职务。17年的省部级文字工作经历和服务省部级领导的人生阅历，有效提升了思想站位，拓宽了宏观视野，增强了文字综合能力，提高了材料写作水平。

3．文人情怀。一方面，多年的省部级文字工作经历，他厚植了务实的文风和端正的文气，体现在讲话文章中就是不过分在意辞章的形式美和音律美，常常注重问题导向，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文章针对性和可读性较强；另一方面，由于他是文科出身，又长期与文字打交道，身上不免有着文人情愫和语言习惯，体现在讲话文章中就是构思比较巧妙，善于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读起来清新形象，且有一定的文学色彩，特别是在各大活动上的致辞，常常成为网络上的“热文”，成为“网红”文章。

这位1972年出生的市长，值得期待。

报告提纲

一、错误地对待历史，摧毁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

二、错误的改革路线，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三、错误的意识形态政策，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

四、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联盟的最终解散

正文

一种主义两条道路：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

在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形势政策报告

（2019年4月19日）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只能靠学习苏联模式。那时候，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全党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但是随着中国的建设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我们党认识到苏联的这套办法存在着问题和弊端。所以，我们放弃了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开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一种主义两条道路”，就是指苏联与中国秉持同一种主义，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最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苏联方面，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积累，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瞬间瓦解。按照普京的说法，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而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逐渐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崛起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政治强国。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二十多年来有很多著作论文分析。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作为胜利者飞到莫斯科，他骄傲地在红场散步，宣称:“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的确，苏联解体内因大于外因，主要是内部“爆炸”造成的。今天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苏联是如何从内部发生爆炸，最后轰然倒塌的？在叙述过程中，也将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国的做法和苏联做一个对比，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

        一、错误地对待历史，摧毁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

        今年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联历史时说，“在苏联的历史上，新的领导人一上来总是从批评自己的前任开始，然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在我看来，虽然每一任苏共领导都在否定前任，但是造成危害最大的应该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否定，它动摇了苏共和苏联的党本、国本，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二十大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揭批斯大林的罪行，一是揭露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残酷镇压，这里面举了很多数字，比如，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二是揭露斯大林独断专行导致卫国战争特别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在德国1941年6月22日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前，斯大林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最后造成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苏联的空军、炮兵和一系列重大军事设施遭到惨痛的损失。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37年到1941年间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其中在西班牙和远东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事骨干基本全被消灭，造成德国入侵苏联时，苏联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在清洗过程中，苏联的军队中形成了一种告密、整人的风气，极大损害了苏联军队战斗力。另外，在战争中斯大林在干预战事时所表现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苏联军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人统计，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军人共约有六百多万，但是就在从“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到莫斯科保卫战出现转折的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就损失了 250多万军人，占苏联二战牺牲军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报告还列举了斯大林对列宁民族政策的残暴践踏、斯大林千方百计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的颂扬等情况。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后，使苏共很多人感到十分不安，认为苏共难以经受“秘密报告”的打击。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真相使我们国家，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震惊。这件事是对理想的亵渎，震动是巨大的”。“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这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还有一些人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雅科夫列夫回忆参加二十大时的情况，“赫鲁晓夫刚刚讲了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我就感到浑身发冷。心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空虚。”亚纳耶夫回忆说，“赫鲁晓夫给苏联社会占有优势地位的心理道德状况、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赫鲁晓夫破坏甚至毁灭这种信任，却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的东西。”

        实际上，“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里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共随即组织了九篇文章来反击批驳苏共，史称“九评”，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中苏“大论战”。“九评”中第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疑问和发展》发表于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讲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有相当部分的国家对“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的全面揭批是反对的。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揭批，大大地损伤了苏共政权合法性。从那时候开始，苏联很多人逐渐对苏共失去了信任。后来，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执政二十余年间，苏联实行封锁新闻舆论的专制高压制度，“秘密报告”没有发酵。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又开始进行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重新清理，带来了对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不光彩事情的揭批，苏联的旧伤疤不断被揭开。这里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卡廷森林事件”。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 9月17日，苏军开始入侵波兰，战中俘虏了大量的波兰士兵。1940年春，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大约2.2万名波兰战俘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遭到苏联军队杀害。其中4400多人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1943年在德国入侵苏联，来到卡廷森林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填埋尸体的大坑。德国调查后发现这些是当时苏联枪杀波兰战俘的尸体，随即进行公开，并对苏联进行谴责。苏联当时并不承认，谎称这是德国进行的屠杀。战争时期，“卡廷森林事件”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人开始追究这件事情，要求苏联公布真相。在波兰的压力之下，苏联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但在官方还未公布调查结果时，苏联的《莫斯科新闻》在1989年发表文章揭露了事件的真相。《莫斯科新闻》的文章称，“卡廷森林事件”不是法西斯德国犯下的罪行，而是苏共所为。屠杀的目的是防止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包括律师、医生、商人。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工人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直至1990年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廷森林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还向波兰转移了一些当时的档案。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即“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波罗的海三国位于波罗的海岸，是欧洲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带，当时被称为“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如果苏联能够控制甚至吞并波罗的海，就可以把自己势力前沿向欧洲推移。另一方面，苏联当时在波罗的海只有列宁格勒一个出海口。如果将波罗的海三国收入囊中，苏联历史最悠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可以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若干基地，对于其控制波罗的海，进而扩大其对欧洲的军事辐射将发挥很大作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9年8月至1940 年5 月的签约控制阶段，苏联处心积虑谋划，寻找借口吞并波罗的海三国。1939年9月份，波兰“雄鹰”号潜艇从瑞典返回途中，舰长生病被误诊为伤寒，为避免传染，潜艇就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停靠。当时，德国已经和波兰开战，波罗的海三国都属于中立国。所以，德国就要求爱沙尼亚把“雄鹰”号潜艇扣留，但是因为当时收到种种信息，潜艇逃离了塔林。苏联当时也正在进军波兰，就指责爱沙尼亚让潜艇逃离对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并且在“雄鹰”号潜艇逃离沿线制造事端。苏联称他的两艘商船“五金工人”号和“少先队员”号在“雄鹰”号潜艇逃离的线路上被击沉，指责爱沙尼亚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海域，对苏联造成了危害，并强迫其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要求驻军。爱沙尼亚被迫签订条约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相继被迫签订互助条约。

        第二阶段，1940年5月至8月的正式兼并阶段。1940 年5 月10 日，苏联借口红军战士在立陶宛失踪，指责立陶宛不能保护苏联的利益。另外，声称波罗的海三国曾缔结军事同盟以反对苏联，要求波罗的海三国成立新政府来保证苏联的利益和安全。在成立新政府过程中，苏联做了大量工作扶持起了亲苏政府。1940年8月初，苏联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 万平方公里土地、586 万人口。上个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情绪高涨，质疑苏联和德国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关于瓜分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从1987年起就要求知道历史真相，公布秘密附加协定。1989年 8月23日在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首都连接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坚决要求公布真相。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秘密附加协定，最后迫于三国压力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并于12月承认苏德条约存在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这证明了苏联对三国的占领不合法。

        1989年，不光翻了历史旧账，这一年公布的资料还显示苏共隐瞒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真相。核电站于1986年4月25日凌晨1点21分发生爆炸，到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核电站发生事故，莫斯科却还在保持沉默，28日晚9时才在电视和广播新闻中发布公告，但却对爆炸造成的危害轻描淡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0公里，事故造成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但是几百万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也没有得到警示。甚至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造成恐慌。

        1989年是对苏共执政转折的一个历史时刻。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里这样写道：“对许多人来说，1989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上，中共和苏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亚纳耶夫在《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中，把苏联与中国作过对比。他说,“经历过极其巨大的社会灾难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死后，没有把他的纪念碑连同底座一起拔掉，中国人没有进行毁灭性的思想政治改革。不对政治基础作出部分修理也是不行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绝对没有效仿他们的北方邻国”。在我国，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则是非常慎重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决议》的精神一直为我们党所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全面否定历史、全面否定领袖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普京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历史，强调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要培养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并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的修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教科书一直处于无人审查的混乱状况，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清算揭批苏联的历史。普京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对，他组织有关部门对教科书进行修改把关，形成了官方教科书。在官方教科书中对前述一些历史问题，俄罗斯的态度有了调整。比如，认为斯大林当时对党的干部、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清洗，是为了加强对苏联的管理，为了提高国家运行效率而采取的必要做法。在“卡廷森林事件”上，一方面表示要共同铭记、永远哀悼“卡廷森林事件”的波兰受害者；另一方面却也指出在1920年苏联的红色政权刚刚建立时，波兰参与了14国对苏联的联合围攻，在战争中有8万名苏联官兵和共青团员，其中还有儿童在波兰集中营里被杀害。所以无论是俄罗斯当局还是波兰当局都应该忏悔，不应再互相指责，波兰和俄罗斯要互相谅解。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档案的要求。再比如，在评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指出谴责该条约“不道德”的观点是不对的。如果苏联不签这个条约，德国也会同英国、法国签订类似条约，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条约的签订无非是使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二、错误的改革路线，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首先，和大家回顾一下斯大林去世后30多年苏联的改革轮廓。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担任苏共总书记，一方面走了一条“去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方进行了一些政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一些历史学家评价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改革触动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后被勃列日涅夫推翻。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期间改变了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做法，又回归到斯大林模式，在其执政前期苏联经济实力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增长，但在其执政的中后期苏联经济江河日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逐步走向衰亡。而且其执政时期也是苏联制度弊端体现最明显的时期，苏联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公款送礼在当时已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就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到地方调研，也要用公款给地方官员送礼物。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68岁高龄成为总书记，也曾经实施了一些改革，整顿党风党纪，反对腐败，试图扭转形势，虽然给苏联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无奈廉颇老矣，从1982年11月开始，在位15个月，实际上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七八个月，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1984年2月，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其时已近73岁。契尔年科能力低下，老迈年高，执政13个月，毫无作为。苏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不仅经济发展每况愈下，“老人政治”问题也日益严重。短短两年时间内，苏共三位总书记去世。在当时苏联高层干部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因此，在苏联民众盼望有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背景。与之前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相比，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刚满54岁。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教育程度高，长期在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得到安德罗波夫赏识后，被调到中央，负责农业方面工作，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勤奋、严谨、踏实。在苏共中央全会宣布他当选总书记后，他受到中央委员的热烈欢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比安德罗波夫当选时还要热烈。苏联人民对他也给予了无限希望，特别是他上台以后提出要进行改革，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走到哪儿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据他的夫人赖莎回忆，1985年人民群众给他个人的来信有40多万封，1986年达到70多万封。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持续下降，粮食连年减产，长期商品匮乏，民众买东西从来都要排长队，有时队伍要蜿蜒几个街区，生活困难重重。为了遏制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改革。他在《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里说道，“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有效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更大的活力”也根本没有看到，改革以失败告终。关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基本情况和失败的原因分析，专著和文章汗牛充栋。这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经济改革没有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反而使之更加恶化。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改革，能使人民得到实惠，人民就会拥护，反之，人民就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1985—1987、1987—199、1990—1991三个阶段。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实施“加速战略”，加快发展，提升国力，努力逐渐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加速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大企业、抓劳动纪律、提高产品质量，核心是发展机械制造业，实现机械制造业的现代化。仅从这里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加速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一是这些措施完全没有触动苏联经济体制的根本，还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没有对经济制度进行有效改革。二是发展机械制造业，实现机械制造业现代化，归根到底，重点还是发展重工业。但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扭曲，农、轻、重比例2:2:6，农业和轻工业这两个事关民众衣食住行部门仅占40%，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加速战略”没有调整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仍然把重点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经济运行发生了严重波动。1987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只有2.3%，比上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由于“加速战略”缺乏对民生的足够关注，加之在国际油价下跌、农业连年歉收的情况下，苏联还在用有限的外汇，不断增加机器设备进口，减少消费品进口，在普通民众眼里，生活不仅没有丝毫好转，日用消费品的短缺反而加重了。

        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根据苏共中央1987年六月全会出台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苏联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国营企业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农业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改革、合作社改革等。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不重视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没有把所有制改革放在应有的位置，不敢触动价格体制，改革措施不配套甚至自相矛盾，再加上改革重心转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很多经济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所以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按照苏联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国民收入下降4%，劳动生产率下降3%。1989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7%，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居民4100万人，占总人数的14%，1990年增加到34%。1989年末989种大众消费品中，在某种程度上敞开销售、未严重断货的只有11%;1990年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商店中已看不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包括洗涤剂、大部分日用化学品、家具、刮脸刀片、化妆品，甚至练习本、铅笔等都成了脱销商品。大部分地区实行凭票供应，定量供应的食品达到15—20种，包括每日不可缺的面包。

        民众对此十分不满。在群众集会上，人们打出了抗议标语：“谢谢您，雷日科夫总理，我们没吃没穿”，“没有短袜我们不能参加改革”。叶利钦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莫斯科人在会见、集会时递给他的条子上写道：请说一说，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否知道，现在国内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洗澡等等，领导人对此操不操心？难道他们是按别的方式生活。当时苏联一些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登载了一张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雕像，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巨大讽刺，也反映出当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结果的愤怒。

        改革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是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方向。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苏联出现了两个方案，一是雷日科夫主持起草的政府方案，也叫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这个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使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用了多长时间才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地完善当中。但是雷日科夫总理却计划五年时间把苏联非常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改变成为市场经济，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笑话，就是另一个方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叶利钦另组班子起草的“500天计划”，又叫沙塔林—亚夫林斯基计划，计划用500天时间实现向市场经济过度，而且每一天要完成的工作、达到的目标都写得很清楚。这一计划受到媒体的热捧，戈尔巴乔夫也倾向“500天计划”，但迫于雷日科夫的压力，最后是把两个计划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方案，但是由于新的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没有可操作性，各方都不满意，并没有得到落实。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也是计划用5年的时间实现苏联经济市场化。此时，经济形势继续下滑，离苏联解体已经为时不远，此法也没有实施。

        各方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评价并不高。亚纳耶夫在《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中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革的6年是废话说够和真正到处欺骗的时光。改革所宣布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人民的生活急剧地恶化，到处都在怠工、腐败，各级权力机关的瘫痪加剧了反社会情绪的增长。”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说，“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在回忆录中反思说，“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要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改革，也就是说从能够为人们带来迅速的、明显的效果的部门开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

        第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造成一片混乱。苏共提出的“加速战略”以失败告终，苏共认为这是“阻碍机制”的作用造成的。阻碍机制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就是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他感到，党内和管理阶层官僚在强烈抵制改革。为此，1987年之后，他把改革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突出强调民主化，在党内、企业等各方面搞民主，强调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他说：“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认为，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中央改革的先进势力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地活跃起来。基层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萨哈林州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这对于苏共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大大助长了民众反抗市州一级地方领导的浪潮。另外，苏联在企业搞工人民主选举厂长，实际效果也不佳。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戈尔巴乔夫还效仿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做法，恢复列宁实行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建立“议行合一”的体制。但由于苏维埃组成的复杂性和人数众多，难以形成共识，这种做法并没有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反而造成了改革没有领导核心，加剧了苏联的政治无序化发展。最高苏维埃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人民代表则由全民直选产生。据统计，在当选代表中，有88.1%的代表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缺少从政经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有30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三点造成三个可怕的后果，一是苏维埃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但将近90%的代表没有从政经验，难以履行管理国家职能。二是参加竞选的党员，特别是党的中层干部大面积落马，造成苏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和威信下降。三是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给反对苏共的势力提供了很好平台。有总结，人民代表直选成为清算苏共和社会政治混乱的开始。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的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在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由于激进民主派的长期鼓吹和斗争，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苏联领导核心的规定，相当于从法律上承认了多党制。确定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苏共新党章，为苏共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时的苏共虽然表面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击下，已经步履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岌岌可危。

        与苏联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道路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我们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总书记在去年6月16日在我省花茂村调研时讲道，党的政策好不好，关键是看老百姓是哭还是笑。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饭的问题，再考虑其他问题。改革四十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538亿人，总体建成了小康社会，现在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第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积极稳妥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改革成功、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三、错误的意识形态政策，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抽掉了苏共意识形态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但苏共并没有采取有效办法巩固意识形态，反而又回到“斯大林主义”的集权和高压，让民众失去了信任。赫鲁晓夫改革之后，苏联社会思想和苏共党内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这从苏联盛产的政治笑话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类笑话网上很多，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二是苏共空洞无物、老生常态的宣传让人们厌烦，到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了。与此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但是苏联没有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停滞不前。三是数十年谎言的后果，人民已习惯于相信与他们被告知的情况相反的消息。有人分析，为什么叶利钦能够获得苏联民众支持，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反感他，要求新闻媒体不要报道叶利钦的活动。但是越是不报道叶利钦的活动，苏联人民反而觉得叶利钦更可靠。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情况。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倒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戈尔巴乔夫改革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遭遇阻碍机制后，他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开出的改革药方，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公开性。民主化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公开性，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施，使全社会陷入申讨苏共的浪潮中，反对派将斯大林大镇压时期的录像反复播放，场面非常恐怖，苏共的威信和形象大大下降，苏联社会陷入清算历史旧账和对历史问题的大争论，人们的注意力也都放在清算历史旧账上，无心改革。

        在公开性政策的鼓励下，苏联文化发展空前活跃。在多年的信息饥渴后，大众媒体的数量和报刊发行量都快速增长，它们都在评论最尖锐的社会问题，解释过去的历史，介绍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把苏联的生活描绘的一片黑暗，把其他国家的生活描绘得无比美好。一大批过去被禁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被纷纷解禁。先是诋毁、攻击斯大林时期政治生活的、曾获得第40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忏悔》在1986年12月公映，然后是歪曲、抹黑斯大林时期党内斗争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在1987年公开发行。这两部文艺作品一面世，越来越多攻击、抹黑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笼，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尤其是《忏悔》公映被认为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雷日科夫后来指出，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党和国家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利加乔夫则认为，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联盟的根基。

        1990年6月12日，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宣布大众传媒是自由的，不能对大众传媒进行新闻检查。这是摧垮苏联意识形态防线迈出的最关键一步。麦德维杰夫总结：“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

        当然，新闻出版法也对媒体有一些规范性的限制，如“不得报道国家或者专门保护的机密，不得号召推翻和改变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等。戈尔巴乔夫也曾指责大众新闻媒体“为达到教唆的目的滥用公开性”，也对某些文章和电视报道表示过愤慨,也曾严厉地指责改革派知识分子不但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而且还充当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急先锋，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后果就无人能够掌控了。

        随着意识形态大厦的崩塌，苏共不再有威信和吸引力。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11月完成的党员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认为他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苏共党员在改革的最后一年数量从2000万下降到1500万。党员尚且如此，苏联其他民众情况可想而知。

        关于苏联解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有过深刻的评述。他说：“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我们党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基石。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四、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联盟的最终解散

        苏联包括以民族身份划分的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再加上各种在非民族地区(俄罗斯族占多数)设立的边疆区、州、直辖市，这样复杂的行政区划制度，世界罕见。有的专家把苏联解体分为两个层面的事件，一是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二是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是一个联盟分裂为15个民族国家。从国家层面解体来讲，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就是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失败。

        苏联的民族问题，既出在制度设计上，又出在政策的执行上。从法理上来讲，苏联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是，列宁最初是反对联邦制的。他曾经讲，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然而，十月革命后，外敌入侵，民族地区纷纷独立。在布尔什维克政权风雨飘摇的复杂形势下，列宁改变了观点，主张民族联邦制，主张大民族对小民族“让步”，以换取国家的迅速建立和安定。列宁曾经说过，“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该不仅仅是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还应有一种不平等，即压迫民族、大民族给予补偿的不平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苏共、对俄罗斯的信任。最终，按照列宁的主张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但苏联的民族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隐患，那就是苏联宪法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加盟共和国领土未经其同意不得予以变更，加盟共和国有同外国发生关系、同外国缔结条约及交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的权利。实际上，在苏联时期，在联合国有席位的不仅有苏联，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规定是后来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的法律依据。全世界来看，包括美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定，特别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曾经说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不能够更改，所以在美国没有出现哪个州脱离美国，即便有独立要求，但都被驳回。今年一月份，普京罕见地发表一系列有关历史问题的言论，其中对列宁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批评，指出列宁的民族政策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列宁主张承认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力，也就是民族自决的权利。而斯大林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列宁设计的国家体制是联邦制，而斯大林则坚持要建立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中央集中了大量权力，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制国家。二是斯大林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造成一些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比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但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类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样造成了经济效益低下，也让这些共和国感觉到在联盟里没有平等地位。三是斯大林对少数民族极不信任，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二战前，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记录道，被强制迁移的不合斯大林心意的民族的总人数已超过了500万人。由于押解途中的恶劣条件，缺少医疗照顾和由于传染病，死去了有几十万人。还有几十万人，在战争条件下，在人烟稀少和无人住过的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死于冻饿和疾病。这些都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因素，也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四是斯大林还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和兼并，二战前后吞并了土地69万平方公里，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和曾经属于我国的唐努乌梁海。此地现在包含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和阿尔泰共和国大部分，以图瓦人为主。斯大林吞并的这些民族，都成为日后引爆苏联解体的炸弹，这个炸弹从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一步步导致整个苏联的解体。

        斯大林以后、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压政治，苏联的民族矛盾被掩盖，赫鲁晓夫甚至认为“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对民族问题估计严重不足。他宣布，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解决，甚至盲目宣称，“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典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民族问题上为联盟解体留下了制度隐患。戈尔巴乔夫设立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人民代表组成。其中750名代表按人口比例从地区中选出；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按下述定额选出：每个加盟共和国选出32名代表，每个自治共和国选出11名代表，每个自治州选出5名代表，每个自治专区选出1名代表；其余750名代表从苏联全国性社会团体中选出。结果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代表比例明显过高，民族诉求强烈。当党的纪律约束削弱时，民族情绪自然就占了上风。

        一系列民族制度安排和历史遗留问题不断积累发酵，在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苏联长期被压抑的民族矛盾终于浮出水面，而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处置失当，最后造成了联盟国家的解体。比如“阿拉木图事件”。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当时的首都，后来，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将首都迁至阿斯塔纳。在1986年12月，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解除领导哈萨克斯坦几近30年的库纳耶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俄罗斯人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科尔宾根本不了解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人也不了解他。这样的人事变动，立即引起哈萨克民族各界人士的反对，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呼喊“要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各民族应有本民族自己的领导人”等口号，爆发了民族骚乱，苏联调动了包括克格勃在内的令人恐惧的强力部门进行了镇压。这件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中央各机关的行为仍一如既往，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为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再如“立陶宛事件”。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协定引起的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持续发展，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1990年3月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萨尤季斯”掌权，宣布立陶宛独立。之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先后宣布独立。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后来又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问题。次年1月，苏联军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与立陶宛民众发生了流血冲突，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情绪更加高涨。而且在这时候，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此时，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雷日科夫后来曾指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另外，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派到维尔纽斯后，建议对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否定。1991年2月，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并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两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处置民族问题失当的例子，在“阿拉木图事件”中，该尊重少数民族而没有尊重；在“立陶宛事件”中该强硬却犹犹豫豫、遮遮掩掩，最终都导致事态恶化，民族矛盾激化。

        导致联盟国家解体最关键的是俄罗斯的分离。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从经济规模上看，俄罗斯的国土面积1708万平方公里，人口1.4亿人，分别占苏联的3/4和1/2，比其他14个共和国加到一起还要多得多。没有俄联邦的苏联不能叫苏联，只要俄联邦留在联盟内联盟就能存在。但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相比，俄罗斯联邦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异类。（1）俄联邦没有自己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是唯一的。（2）俄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有自己的部长会议，但下属各个州和边疆区委都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只是一个空架子。（3）俄联邦没有自己的共和国一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科学院，也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广播站，而这些其他共和国都有。（4）甚至在联合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有自己的席位，而俄罗斯却没有。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却是最名不副实的也是最没有权力的共和国。（5）从经济上来看，联盟对待各共和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实行的是拉平经济发展水平、抽肥补瘦的政策。俄联邦大量的税收得支援别的共和国，国家对俄联邦投入的增速低于其他共和国，在受教育水平等方面，俄联邦也仅处于中等水平。为此，俄联邦意见很大，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联盟当做自己的民族国家。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其他民族共和国纷纷跟进，俄罗斯人的主权意识也不断高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宣言》。6月19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并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合流，反对戈尔巴乔夫政权。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但是，叶利钦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有权威，因为他不仅是全民普选产生的，而且他实实在在地掌握着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的共和国。

        之后，戈尔巴乔夫准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保留联盟，推出了《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拟于8月20日邀请各加盟共和国签约。但“8·19”事变的发生使之成为泡影。在拟定好条约后，戈尔巴乔夫到黑海边上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福罗斯别墅度假。福罗斯别墅是动用军费建设的，是苏联历史上最豪华、造价最高的别墅。8月19日，亚纳耶夫发动政变，宣布戈尔巴乔夫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职责，由亚纳耶夫代为履行。并将军队开进了莫斯科，但是这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闹剧，因为这次宏大的政变却缺乏严密计划，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其中有一个可笑的细节就是，政变中塔克开进莫斯科后，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在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代表苏联的三个创始国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签订协议，决定停止苏联的存在，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由11个国家组成的独联体成立，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不在之列。12月25日19时38分，象征红色政权的镰刀锤子旗徐徐落下，俄国三色旗随之升起，苏联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实际上，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也经历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步深化的过程。1922年二大提出的是用联邦制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1945年七大毛泽东同志在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但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转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知情人回忆，在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就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了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其理由，一是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相互杂居或交错聚居。二是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因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建国以后，我们党又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使之成为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现在，对如何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社会上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人认为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民族理论已经过时，有的人提出要搞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一套。这些看法脱离实际，也脱离国情。上世纪90年代后，受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冲击，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而中国呢？同样也姓“社”信“马”，只有我们挺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并坚持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不要妄自菲薄！

        最后，我想借用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我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克服犹豫、克服观望、克服懈怠、克服软弱，只要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辉煌。